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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耶鲁教授的育儿分析,终于理解了《小欢喜》里宋倩式母亲...

育儿压力越来越大,并非中国独有,国外也是如此。

耶鲁大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在他的“育儿经济学”新书《爱、金钱和孩子》(Love, Money & Parenting)就解释了这个现象,得到很多国际媒体推荐。

经过严谨的经济学分析,他的结论是:随着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不平等加剧,父母花越来越多时间育儿,是一个理性选择。也就是说,不平等社会里,育儿压力大,付出代价大,符合经济学原理,挺正常!

今天,和大家分享其中部分书摘,看了没准能多点“理性”启发 ...

本文摘录自新书《爱,金钱和孩子》,由小花生网编辑整理,略有删改,转载需获授权。

“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可以不打报告了,” 儿童心理学家吉诺特1969年出版的畅销经典育儿指南《孩子,把你的手给我》的主人公,列那德(Lenard)这样绝望地哀嚎。尽管列那德抱怨不已,当今父母对于控制孩子的痴迷程度,要比那个年代严重得多。

今天,“直升机育儿”(helicopter parenting)一词被广泛使用,它指的是在过去30年中变得十分普遍的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的儿童抚养方法。

密集式育儿,国外不只是“虎妈”这一家!

父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干预孩子的生活。强硬父母的一个极端版本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美籍华裔教授蔡美儿。她的畅销书《虎妈战歌》为传统严苛的东亚教养方式做出了精彩(和幽默)的辩护,她指出,这一方式旨在培养自信勤奋、追求卓越的孩子。

虎妈蔡美儿一家

蔡美儿坚信应该督促而非宠溺孩子:“西方父母非常担心孩子的自尊心。但作为父母,你为孩子的自尊心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让他们放弃。相反,没有比发现你做到了你本以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更好的建立自信的方式。

尽管人们总是把蔡美儿的教养方式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密集型教养方式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变得越来越流行,尽管其特征不尽相同。

一些父母的关注和建议几乎让孩子窒息,但更具有保护性而非强制性。一位意大利母亲,她25岁的儿子正在服兵役,她在一个村庄里租了一套公寓,这样她就可以为儿子准备温暖的晚餐,以缓解他艰苦训练的疲劳。如果所有的意大利母亲都这样保护孩子,政府可能不得不为前线的随行母亲安排特殊营地。

心理学家马拉诺将这种育儿方式称为“过度育儿”。在名为《弱者之族:入侵式家庭教育的高昂代价》的书中,她指责过度育儿将使美国年轻人失去独立性。

事实上,她声称父母的干预已逐渐扩大到成人范围,并且父母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他们孩子的教育中,甚至远远超出了高中和本科阶段。例如,越来越多的父母介入孩子的博士阶段的录取流程,访问校园并打电话要求与招生官会面。马拉诺恐惧的是,这种干预现在已经进入商学院和法学院这些一贯重视申请人的自我激励和自立能力的学院。

马拉诺只是过度育儿热潮的众多批评者之一。英国记者凯里是一本关于如何“驯服”“虎爸、虎妈”的畅销书的作者,她指责过度育儿扼杀了创造力和独立能力,而且很有可能会抚养出一代缺乏个性或想象力的千篇一律的人,所有人的目标是去相同的大学,并获得相同的工作。

作为放任型教养方式而非权威型教养方式的倡导者,凯里建议父母应该放宽对于成功的定义。在她看来,父母应该帮助他们的孩子成为快乐、有活力的人,而不是一味强迫他们努力工作。 斯坦福大学前本科生教务主任朱莉的一本新书呼应了马拉诺和凯里的批评,她指责父母帮孩子做作业,为孩子请昂贵的家庭教师,甚至插手孩子找工作或申请博士,最后培养出的将会是被动、依赖和缺乏想象力的孩子。她呼吁这些父母摆脱“过度育儿陷阱”。

国外爸妈在育儿上花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越来越多国家的统计机构收集关于人们对每天24小时的规划信息。例如,在美国,劳工统计局在一个名为美国时间使用调查(ATUS)的项目中收集了美国人如何使用时间的数据。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项目。这些数据证实,近几十年来,父母在育儿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

图1 6个国家中母亲(上半部分)和父亲(下半部分)每周花在育儿上的小时数

看来,加拿大、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母亲(上半部分)及父亲(下半部分)每周在育儿上花费的小时数过去近四十年一直在上升!

荷兰:2005年,荷兰的母亲每周花在育儿上的时间比1975年多4个小时,而荷兰的父亲则多花了3个小时。这意味着与1975年的孩子相比,2005年的孩子平均每天与父母互动的时间增加了1个小时。

美国:在美国,育儿时间的增加甚至要更多: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5年,母亲和父亲每周与子女一起度过的时间大约增加6小时,这相当于每天增加了1小时45分钟的亲子互动。

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都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育儿时间的增加趋势。如果考虑到同一时期发生的生育率下降,这种时间上的增加的影响其实还被低估了。

另一个有趣的观察结果是,在美国和荷兰,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花在育儿上的时间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更多。1975年在荷兰,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比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每周在育儿上多花1个小时。对于父亲来说,教育带来的育儿时间的差距是半小时。在21世纪的前10年,教育带来的父亲和母亲的育儿时间差距均达到了大约两个半小时。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变化甚至更大。在20世纪70年代,受教育程度较低和较高的父母大约花相同的时间照顾孩子。今天,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超过3小时。

多花的时间,主要在陪孩子提升学业!

在1976年,美国的父母平均每周花2个小时(母亲76分钟、父亲43分钟)陪孩子游戏、阅读与交谈,平均每周花17分钟(母亲10分钟、父亲7分钟)指导孩子的家庭作业

在2012年,美国的父母平均每周花6.5个小时(母亲204分钟、父亲184分钟)陪孩子游戏、阅读与交谈,平均每周花一个半小时多(母亲65分钟、父亲31分钟)指导孩子的家庭作业。总体来看,美国父母在这些活动上花的时间是原来的3.5倍,从每周小于2.5小时增加到每周8小时以上。

意大利的结果也类似。在1989年(最早可得的数据),意大利的父母平均每周花不足2个小时(母亲53分钟、父亲71分钟)陪孩子游戏、阅读与交谈,平均每周花1个多小时(母亲41分钟、父亲13分钟)指导孩子的家庭作业。2009年,父母们平均每周花7个小时(母亲257分钟、父亲165分钟)陪孩子游戏、阅读与交谈,平均每周花约一个半小时(母亲77分钟、父亲25分钟)指导孩子的家庭作业。总体来看,意大利的父母们在这些活动上花的时间是原来的2.9倍,从每周3小时增加到每周8.5小时。

密集型育儿的影响反映在孩子的体验中。在美国,步行或骑车上学的孩子从1969年的41%下降到了2001年的13%。6—8岁的美国儿童,1981年至1997年间,自由游戏时间减少了25%,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则增加了一倍多。这一现象很有趣,因为人们可能怀疑父母只是学会了与孩子一起享乐和游戏。他们也可能这样做(特别是对于父母比孩子更喜欢的益智性更强的游戏),但新的密集型育儿的大部分内容是为了让孩子尽早取得学业成就。

总结来说,证据表明,与几十年前相比,毫无疑问,今天的父母在孩子身上花费的时间要多得多。是为什么?是今天的父母更加聪明、更有思想,或许甚至比他们自己的父母更有爱心吗?

我们的理论是,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这种教养方式的转变

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平等了,收入差距在增大!

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转折点。与此同时,经济不平等情况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图2展示了4个国家就业人群中最富裕和最贫穷的10%(也称为S90—S10比率)的总收入份额之比,从中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平等水平的加剧趋势。

图2 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业人群中最富裕的10%的人的收入份额与最贫穷的10%的收入份额之比)的变化情况

在美国和英国,不平等程度的上升特别剧烈。在美国,这一比率在1974—2014年间翻了一番多(从9.1到18.9)。在英国的同一时期,这一比率从6.6增加到11.2。在意大利,该比率从1984年的7.7(最早可获得的数据)到了12.6。

甚至传统意义上高度平均主义的国家也存在不平等的加剧:瑞典的S90—S10比率从3.5上升到7.3,荷兰从5.3上升到7.8。尽管它们的不平等水平远远低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荷兰和瑞典现在都没有达到美国70年代的收入差距水平),这仍然是实质性的增长。

教育程度差异,对收入影响越来越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的激增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教育回报率上升导致的。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与仅受过高中教育的劳动者工资之比从1.5上升到了2。此外,研究生教育的回报率也急剧上升。

英国经济学家乔安妮·林德利和史蒂夫·梅钦表示,在英国和美国,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劳动者相对于只有大学本科学位的劳动者而言,工资溢价增加了

在70年代早期,这两个群体的平均工资大致相当;而在2009年,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劳动者平均获得的收入比本科毕业生多1/3(比高中毕业生多出136%)。

这些数字还有可能低估了研究生学位的价值,因为许多获得这些学位的人最后选择了学术研究或担任教职,这些工作的收入一般不高(除了在几所精英学校),但是有许多明显的非货币福利(比如声望、研究自由和工作保障)。

今天,研究生教育的回报非常高,高等教育的吸引力的提升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多年来持有研究生学位的人的比例一直在增长。

总体不平等程度上升的另一个影响因素是教育水平相同的人群中工资不平等的增加。这种转变可以通过各个学科越来越大的薪酬差异(例如,相对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毕业生,获得科学和工程学位的毕业生工资显著增加),以及不同大学的毕业生的薪酬差异来解释。所有这些不平等的变化都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它们增加了教育的重要性。

为什么收入不平等上升了呢?人们通常把它归咎于同一时期的政治动荡,这导致了再分配经济政策的减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政治变革不是首要原因。对于不平等加剧趋势的最广为接受的解释是技术变革。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劳动力市场条件,减少了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的需求,并增加了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的需求。

在20世纪80年代,更富裕的那部分人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和个人成就中,同时认为社会保障不那么重要。

我们认为,经济不平等的增加改变了父母的行为。特别是,父母越来越相信他们孩子的成功将取决于教育成就。在一个利益攸关的世界里,放任型教养方式的吸引力正在逐渐消失。中产阶级的父母开始推动他们的孩子采取成人风格、成功导向的行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直升机育儿”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与我们的观点一致,图3展示了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在育儿上的投入随大学教育溢价的变化,大学教育溢价即拥有大学文凭的人的收入与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收入之比。这两个变量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趋势。20世纪80年代大学教育溢价增加之后,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照顾子女的时间大幅增加。

图3 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在育儿上花费的时间,以及美国教育回报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平均工资与仅受过高中教育的人的平均工资之比)

我们认为,经济状况的变化至少是父母在孩子身上增加投资的部分原因。为了使这一论点可信,重要的是需要证明教养方式在学校和生活的成功方面至关重要。或者更一般地说,父母育儿投入时间增加,对于提高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有帮助。相关数据证明确实如此。

父母教养方式,对孩子教育成果影响显著!

我们用来检验教养方式对儿童教育成就影响的其中一个数据来源是美国国家纵向青年调查(NLSY97)。

NLSY97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追踪了9000名在1996年12月31日时年龄在12—16岁的美国青少年的生活。在1997年的初次访谈中,父母和孩子都接受了某些话题的访谈,其中包括一系列关于教养方式的问题。之后,在这些青少年逐渐步入成年生活的同时,他们也每年接受访谈。这使我们能够获得考试成绩之外的信息,并将育儿信息与孩子成年后的情况联系起来。

我们根据孩子的反馈对父母的教养方式进行分类,它有四个类别:不参与(宽容和不支持)、专断(严格和不支持)、放任(宽容和支持)和权威(严格和支持)。

这种度量父母教养方式的方法有局限性。最重要的局限性在于分类是基于孩子的主观感知。即便考虑到这一点,这种分类在探究教养方式影响的研究中仍然描绘出了一致的画面。

表1 (父母)不同教养方式下孩子的受教育水平

图中显示了孩子的教育成就如何随着母亲和父亲的教养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与平均水平相比,母亲为不参与型的孩子的高中辍学率要高出37%,而且他们获得大学学位的可能性显著降低。

对于不参与型的父亲,他们的孩子不完成高中学业的可能性比平均水平高26%。不参与型父母的孩子的表现不佳也不足为奇,因为这种分类很可能会把来自弱势社会背景的真正的忽视型父母或家庭纳入进来。

涉及三组参与型父母的比较更为有趣。其中,专断型父母的孩子明显表现最差。专断型父亲的孩子中未获得大学(学士)学位的比例达76%,相比之下,权威型父亲的孩子占66%,放任型父亲的孩子占69%(总样本中平均有71%的人回答这个问题)。

母亲的情况类似,尽管教养方式带来的差异不太明显。权威型父母的子女比放任型父母的子女的教育成就更高。最大的差异在于研究生教育阶段。权威型母亲的孩子获得硕士以上学位的概率比放任型母亲的孩子高出40%。

虽然获得硕士以上学位的孩子的比例总的来说很小,但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因为这些学历的经济回报急剧增加了(如前所述)。

所有这些证据都与我们的整体论断相一致:通过父母与子女互动的时间来衡量,育儿强度发生了变化。这种转变发生在一个以不平等加剧、教育回报率提高以及抚养子女的重要性上升为特征的时期。

结果,父母越来越担心孩子的学业表现,并通过更加密集的教养方式以及选择有利于孩子取得学业成就的教养方式来应对。因此,“直升机父母”的兴起可以理解为父母对变化的经济环境的理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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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录自新书《爱,金钱和孩子》

文章来源:小花生网

2019-08-29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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